近日,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首次将“韧性城市”的概念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新时代下,如何在不可测的风险和挑战之中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并保持韧性这一议题,需要更加理性、深度的思考。
  11月16-19日,第三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举行,万科作为创始合作伙伴参与其中。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于论坛上指出,郁亮在对话中指出,疫情加速和强化了中国城市此前已出现的一些趋势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开始呈现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散布在城市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它的设施将更加完善、功能会更加多样化。传统城市常以各种较为单一的独立功能区组合而成,而网络化的城市则是城市网络上的各个节点都具备完善的设施、多样化的功能。
  郁亮以深圳和上海为例说明,功能混合的节点在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在中国城市中。比如深圳的蛇口,已从起初单纯的工业区逐步转变为集自贸区、邮轮港、艺术中心、滨海休闲长廊为一体的“超级综合区”;上海陆家嘴由最初功能相对单一的金融中心,到现在融入了更多的混合功能;上海黄浦江两岸的美术馆群落、休闲步道的全线贯通,也使其充满了网红公共空间的活力。
  疫情之所以会加速城市多中心、分布式的趋势变化,在郁亮看来,是因为人们发现网络化的城市更生态、宜居和有韧性。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如果每个城市节点能够自给自足,互联互通,形成生态安全屏障,就不易出现系统性崩溃。疫情之后,中国的城市规划与政策也开始更倾向于韧性城市、网络城市建设。
  郁亮认为疫情的出现,会使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更倾向于韧性城市、网络城市的建设,而深圳和上海在这方面的优秀实践很有借鉴意义。
  事实上,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均有“加强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韧性”等相关表述。加之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让人们对城市韧性有了更感性的认识。与此同时,韧性城市又被写入十四五的“新词典”,可以其看出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虽然“韧性城市”是近些年出现的概念,但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人们过去在应对重大灾害、极端事件时,早已有了相应的措施重塑城市结构,从而倒逼一座城市进一步的建设。19世纪,席卷欧洲的霍乱让大众意识到现代卫生设施和城市改造的重要性,引发了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的“光之城”计划,破败不堪的贫民窟被林荫大道和煤气灯照亮的纪念碑所取代。
  在新冠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已经在通过增加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以及改变建筑设计来加大环保力度。面对疫情,巴黎开创了“15分钟城市生活圈”的理念,在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商店、学校和诊所,从而减少使用汽车或公共交通工具的必要。 
  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当前学术和社会语境下,灾害可以涵盖自然灾害、社会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战争)和健康(如疫情)等维度。由此看来,城市韧性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论点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